中新河南网驻马店10月10日(通讯员:张继光)前言:叶宸,汝南法院“枫桥式人民法庭”老君庙法庭支部书记、庭长。在驻马店市委政法委组织的全市乡镇(街道)政法委员履职能力提升培训班上,叶宸法官作为首批枫桥法庭代表受邀为全市乡镇政法委员讲课,传授相关的工作方法和经验,受到了全市乡镇政法委员的高度评价和市政法委领导的肯定。为了我院的枫桥法庭创建工作和诉源治理工作做得更好,现将叶宸法官在全市乡镇政法委员履职能力提升培训班上的工作汇报进行分享,供大家参考学习。
一、“枫桥式人民法庭”创建工作情况
汝南法院老君庙法庭位于素有豫南明珠之称的宿鸭湖畔,辖有4个乡镇(街道办事处),辖区人口17.6万人,有2名法官、2名法官助理、2名书记员,按照“1:1:1”的模式组成两个审判团队。
老君庙法庭的大门两侧,贴有一幅对联,上联是“法情并用笑看湖畔千丝柳”,下联是“调判结合喜迎辖区万户春”,这既是老君庙法庭定纷止争、维护辖区和谐稳定的价值追求,也是我们扎根基层、为民解忧的无悔心声。
近年来,老君庙法庭立足矛盾纠纷前沿,认真践行人民法庭服务经济发展、保障社会稳定的角色、定位,积极融入基层治理体系,在 “枫桥式人民法庭” 创建工作中,取得了一定成绩。2020年至2022年,老君庙法庭连续三年被汝南县委、县政府授予“人民满意政法单位”;2023年2月,被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授予集体二等功,并被命名为全省法院首批 “枫桥式人民法庭”(全省50个),喜获两项省级荣誉,法庭四名干警获得县级以上荣誉10余项(次)。
(一)内外联动,搭建矛盾化解新平台
1、“庭所”共建解纷。与辖区4个公安派出所、4个司法所建立《联动联调共建工作方案》,明确职责分工,及时掌握矛盾线索,即时开展矛盾化解。2022年9月21日下午6点半,老君庙法庭接到老君庙派出所打来的电话,称当天发生的一起邻里之间雇佣活动中造成伤亡事故,双方因赔偿问题发生冲突,受害人家属准备将死者遗体送到对方家中,请求法庭协助。我庭立即派员赶往现场,进行诉前调解。经过耐心的法律释明和反复调处,当晚23时,双方达成赔偿协议并当场履行。
2、“三联”疗法止争。组建了由法庭干警、村(居)委干部、人民调解员参加的“1+1+1”调解平台,针对具体矛盾纠纷,“三位一体”合力调处。2022年12月9日,老君庙镇某村支部书记通过法庭组建的微信调解群发来消息,称该村一起宅基纠纷,双方家属多人聚集、情绪激动,可能引发群体打架事件,请求法庭参与调处。法庭法官与1名调解员迅速赶往现场,稳控当事人情绪后,就宅基地使用权、相邻关系相关法律规定进行明理说法,经过法官、村委干部、调解员的共同努力,当事双方最终握手言和。
3、“五老”余热促调。尝试推行人民法庭与“五老”(老党员、老战士、老干部、老教师、老模范)协会共同调处家事、邻里纠纷的“1+1”模式,充分利用老同志明事理、威望高、公心强的优势,有效促进家事和邻里纠纷的顺利调解。2023年3月,老君庙镇小方村杨某因修建围墙和厕所与邻居赵某发生纠纷,双方争执不下。接到村委干部的反映后,我庭法官与二人所在村委的“五老”协会会长立即前往,组织双方调解。会长讲传统美德和农村习俗,法官说法律规定和核心价值观,最终双方达成协议。杨某改变厕所的位置后,赵某同意其修建围墙和厕所,两家的关系也恢复到和睦相处的状态。
2022年以来,老君庙法庭依托上述机制平台,有效化解辖区内有一定影响的矛盾纠纷120余起,这种高效、便捷、零成本的矛盾化解模式,获得了人民群众广泛认同。
(二)诉调分流,构建争议解决快车道
在诉讼立案前,将争议不大、标的较小的纠纷直接分流到诉前调解平台,即时开展调解。调解成功不能当场履行的,裁定确认协议效力;调解不成功,及时立案审理。形成“调解优先,诉讼断后”纠纷化解格局,将大量矛盾纠纷化解在诉前。庭内两名法官助理担任诉前调解员,专门负责诉前调解工作,庭内其他同志全力配合。
针对有调解希望又有调解难度的纠纷,调解员反馈后,由员额法官配合参与调解,不仅可以弥补法官助理调解经验的不足、增加调解成功的机率,另一方面也可让员额法官在诉前及时熟悉案情、促进诉讼案件的办理,同时一对一“传帮带”提高法官助理的业务能力。
2023年1-9月,老君庙法庭在诉前分流纠纷399件,诉前调解成功209起,裁定确认调解协议效力30份,诉前调解成功率53.86%。既有效解决了纷争,又减轻了群众诉累,诉前调解以其简便快捷的维权特点,正在成为辖区群众解决争议的首选方式。
(三)法情并用,练好案结事了调解功
1、马锡武审判方式永不过时。石某与石某某叔侄因继承问题发生纠纷,双方几年来一直争执不下,经当地村委多次调解未果。2022年10月,石某以排除妨害、所有权争议提起诉讼。老君庙法庭受理案件后,法官没有轻率的坐堂问案、一判了之,而是针对家庭亲情案件的特点,主动前往争议地点进行实地勘察、了解情况,摸清双方矛盾产生的隐形原因。第一次通知双方到村委调解,石某因对法庭人员和村委干部缺乏信任,不愿参与。第二次通知调解,石某某因石某上次未参与调解也拒绝配合。之后法官结合以上情况采取分别调解的方式,多次与双方单独沟通,讲法律、明情理,逐步取得了双方的信任。2022年10月23日下午,法官再次通知双方到庭,经过反复规劝,双方终于重新拾起了遗忘多年的亲情而达成协议,石某某主动将年迈的石某扶上自己的电动三轮车,二人高高兴兴地一起回了家。这起家族成员间历时数年的纠纷就此了结。
2、法理情结合促推调解。李某、李某某夫妇均已八十多岁,特别是李某某身患疾病生活已不能自理,因赡养问题不得已将三个子女告上法庭。2023年5月12日上午,法庭组织双方调解,李某长子在外地工作无法到庭,办案法官通过添加微信的方式灵活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考虑到二原告年龄较大,为避免其情绪激动,办案法官又采取了背靠背调解的方法分别与各方当事人交流沟通。从上午九点到中午一点,办案法官从法、理、情三个方面入手,法理、事理、情理、伦理相结合,不仅消除了原、被告之间的误会和隔阂,也成功唤起他们的骨肉亲情,双方顺利达成调解协议,起初一场横眉冷对的悲剧演变成了一场亲情修复的喜剧。
老君庙法庭秉承“调解优先、能调尽调、善调快调”原则,力求矛盾纠纷实质性化解。2023年,我庭案件调解率为46.38%,受案数量连续四年逐年递减、案件调解率连续四年逐年递增(2019年25.13%、2020年28.64%、2021年36.80%、2022年43.13%、2023年1-9月46.38%)。
(四)浓厚氛围,唱响法治宣传好声音
一是“请进来”,让人民群众近距离感受法院。通过定期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干部群众、在校大学生走进法庭,开展针对性的普法宣传。2022年6月23日,河南理工大学学生代表一行6人,来到老君庙法庭,亲身感受“法庭开放日”活动。同学们纷纷表示,这次与法庭零距离接触,给他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法治实践课,也引燃了他们投身法律事业的热情和梦想。2023年以来,人大代表、政协委员20余人次到庭视察工作,500余名干部群众旁听庭审,2所中小学校师生40余人在法庭模拟开庭,老君庙法庭已经成为了基层法治教育的课堂。
二是“走出去”,让法治春天可视可感。主动深入矛盾前沿,挑选典型案件,带案下乡开展巡回审判。不仅针对具体案件开庭审理,同时在庭前庭后围绕农村热点难点问题和所涉及的法律法规对群众进行现场宣讲,耐心解答疑问。以人民群众看得见的方式宣传政策法律,起到办理一案、教育一片的效果,从而减少矛盾纠纷发生的几率。
2022年7月,以基层法庭工作生活为素材,6名青年干警自编自演的“快板”-《法庭赞》,在汝南县“2022年喜迎党的二十大党宣讲大赛”上喜获三等奖。我庭编排的诗朗诵《湖畔有个家》,生动展现了法庭干警积极向上、充满自豪的操守情感,被河南高院人民法庭信息平台采用。宣传稿件《警惕!别让你的欠条因超期打水漂》一文被河南高院“豫法阳光”栏目转载,阅读量达3.6万、点赞量超1.5万。9月6日,我庭诉源治理的相关做法,被总结进 “豫法阳光”《用心用情,打造豫法好“枫”景》一文,9月20日、21日又分别被《河南日报》、《河南法制报》专题报道。宣传形式的用心,带动了宣传内容的入心,浓厚的法治宣传氛围,有力深化了“诉源治理”的效果。
二、几点体会
创建“枫桥式人民法庭”、践行枫桥经验的征程永远在路上。通过近两年的积极探索,我有以下几点体会和感悟:
一是诉源治理需有家国情怀。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重大命题,而实现这一重大命题的首要任务,就是实现治理理念的现代化。最近几年,有两个网红教授,一个是西安交大王树国校长、一个是太原理工党委书记郑强,我们在网络作品中,经常能够听到他们铿锵有力、振聋发聩的演讲,虽然不是两位教授演讲的对象,但我们一样能够被他们的演讲深深地感动,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在他们的演讲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他们自然朴素、慷慨激昂的家国情怀。作为首批“枫桥式人民法庭”,对比两位教授所倡导的家国情怀,我认为我们的诉源治理水平与全国先进单位相比还很低,我们的治理理念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改进。
在诉前调解或是诉讼案件的办理当中,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借助基层组织的力量,了解案情、实施送达、共同调处,刚才所提到的“石某与石某某叔侄继承纠纷案”,二人所在村委的那位妇女主任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她向我们详细介绍案情,在炎热的七月与我们一起实地勘验现场,三次配合组织协商,在她的帮助下该起纠纷成功调解。她文化程度不是太高,但她能够把群众的问题当成自己的问题,能够把配合解决矛盾当作自己应尽的责任。往小了说,她恪尽职守、出色地完成本职工作;往大了说,这就是一个基层村委干部的家国情怀。有一个基层村委干部,也是个女同志,担任村委支部书记,按照网格化管理的要求,她应该是二级网格长。我们去村委询问当事人的地址,她说不太清楚,也没法联系。我们的同志从村委出来,准备向别人打听时刚好遇见了那名当事人,原来他家与村委之间仅隔了一条不过3米的小路。如果说支部书记不知道村委旁边这个邻居的姓名,那她就没有尽到二级网格长的责任;如果说她知道却不愿意告诉我们,那她的工作理念就很有提升的必要了。我们同在党的领导之下,分工不同,解决问题的手段和方式不同,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职责与使命,那就是为人民服务,为大局服务。
什么是家国情怀,云南华坪女中的张桂梅校长给了我们最美的诠释。张桂梅校长坚守教育报国初心,牢记立德树人使命,扎根基层山区40多年,倾力建成全国第一所全免费女子高中,让1600余名贫困山区女学生圆梦大学。这就是家国情怀!如果我们能够像张桂梅校长一样,以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用心、用情、用爱去化解好每一起纠纷,诉源治理又有何难?
二是诉源治理需要各部门之间无缝衔接。
在上面的汇报当中,我谈了法庭主导进行几项举措,收到良好效果。但同时我也认为,这些举措只要还在法院的主导之下,这种模式就不科学,就仍然需要改进和完善。人民法庭与公安派出所、司法所、基层组织、网格员等均属于诉源治理的参与者,都是整台机器上不可或缺的零件,每一个零件都能正常工作,整台机器才能运行良好。但实践中,我认为我们这些零件之间的组合还很松散,运行还不够流畅。
参与诉源治理的主要方式,人民法庭推行诉前调解化解矛盾纠纷,公安派出所设有“3+N”矛盾化解机制,司法所通过人民调解平台处理基层矛盾,基层组织推行网格化管理,各部门之间目的相同、举措多样。但有一个问题需要注意,2013年,我们汝南法院受理民事案件数量为1801件,2017年为4933件,2022年已经达到6455件,既然矛盾纠纷的调解平台越建越多,为什么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数量不降反增?这反映出什么问题,这反映出平台之间的的联系并不紧密,甚至相互独立、各自为营,从而影响了矛盾处置的效果。此种局面,我认为缘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一是机制设置不科学、不衔接,缺乏集中统一领导和组织协调;二是考核目标不清晰、不健全,没有将合力化解矛盾纠纷计入工作任务和工作成果;三是个别同志存在功利主义思想,容易解决的纠纷怕功劳分给了别的部门而不愿合力化解,难以解决的纠纷怕引火烧身而相互推诿扯皮。这样,既造成机制和人员的浪费,也制约和影响了诉源治理的效果。
如何解决上述问题,这需要顶层设计,可不可以由县委领导、牵头各部门制订实施方案,明确职责分工,落实奖惩措施,努力形成集预防发生、调处化解、诉讼引导为一体的矛盾化解新模式。可不可以由县委政法委建立统一矛盾化解指挥平台,各成员单位发现矛盾线索后迅速开展调解,调解有难度或需其他部门予以配合的,上报指挥平台进行统一调配或指定办理,必要时指定相关部门联合调处;调解不成功的,再由指挥平台引导当事人进入诉讼程序。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如果我们各个成员单位或者每一个人都成为诉源治理这架钢琴上的一个按键,在政法委行云流水般的演绎下,准确地发出我们各自的最强音,那么我们一定能够奏出诉源治理的动人乐章。
三是诉源治理需要大张旗鼓的宣传。
说实话,在“枫桥式人民法庭”创建初期,我对于宣传的意义还不太理解,甚至还有些抵触和排斥。我认为,踏踏实实地做好每一件事、一步一个脚印地调解好每一起矛盾就行了,没有必要去自我宣扬。但在纠纷的调处中,我慢慢地认识到我错了,因为我发现,有些群众对通过诉源治理维护自身权益缺乏认知和信心,认为只有诉讼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结果把最后一道防线变成了化解纠纷的前置程序;有些群众还不知道人民调解、诉前调解达成的协议经过法院确认之后,同样可以成为强制执行的依据,而人民调解、诉前调解全过程零收费、无成本;有些基层干部对诉源治理的意义还不够了解,认为解决纠纷就是法院的事,他们手中没有权力也没有这样的义务,比如前面提到的那位女支部书记,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不正确思想。最终形成了人民群众不愿接受有关组织、有关部门调解而提起诉讼,法官的桌子上摆满了卷宗,“万人成讼率”指标居高不下,影响了营商环境考评和平安建设考评。
所以,我们要强化宣传,要充分发掘法治宣传在诉源治理工作中的重要作用,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灵活生动地宣传政策法律;同时更要注重加强矛盾化解方式、基层调处矛盾效果方面的宣传。通过宣传,有效提升辖区群众的学法、懂法、守法意识,减少矛盾对抗;通过宣传,使人民群众明白,纠纷的化解并非只有诉讼一种途径,非诉方式不仅快捷且零成本,从而优先适用诉讼外调解;通过宣传,让我们政法各部门、基层组织,甚至每一个人都充满热情、自觉自豪地成为诉源治理新格局的参与者、见证者、创造者!
同志们,诉源治理事关国家发展、民族未来、人民福祉。让我们在各级党委的坚强领导下,在政法委的大力支持下,以家国情怀凝聚力量,以担当作为成就梦想,以踔厉奋发、勇毅前行的傲然姿态,共同描绘基层社会平安和谐的辉煌篇章,为乡村振兴贡献法治力量!
编辑:叶子